第六章、婊子1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,你别看我现在,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,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,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,我只学会做一样事,就是号召大家:下田上山,搞生产。上路,交公粮。我呢,也只会天天带头,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,你别看我现在,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,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,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,我只学会做一样事,就是号召大家:下田上山,搞生产。上路,交公粮。我呢,也只会天天带头,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,你别看我现在,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,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,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,我只学会做一样事,就是号召大家:下田上山,搞生产。上路,交公粮。我呢,也只会天天带头,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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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,你别看我现在,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,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,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,我只学会做一样事,就是号召大家:下田上山,搞生产。上路,交公粮。我呢,也只会天天带头,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,你别看我现在,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,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,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,我只学会做一样事,就是号召大家:下田上山,搞生产。上路,交公粮。我呢,也只会天天带头,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,你知道,我们那儿的生产,搞了几十年,搞来搞去,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,村里人家,那些有本事,找到活路,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,把大家的事做好,连自己小孩,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,这是为什么,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,吃得多了,穿得多了,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,这年这月,你好好看看,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,什么东西,不都在长?不要说在家里,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,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,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,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,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,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:你坐下,说吧。
听了这话,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,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,看着区国华:不过我说,小同志,你不要以为,我做这些事,见不得人。这些事,虽然当地人,不肯做;外地人来做,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,开始养得活我老婆,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,一个在北京上大学,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,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,我心里想,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,还是要回到家乡去,带领乡亲们,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,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,你不知道啊,我们那个村,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,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,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,八百亩坡地,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,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,是地主和富农,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,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,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,也不知道咋搞的,一个二个,都有本事,出了村到大城市里,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,也没有地,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,有田有地的人,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:是你们人民政府,以前想主意,拿这些土地,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,我说,他是对人民政府,太没有良心,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,还是这样的田;地,还是这样的地;人,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,有人剥削我们,我们一年一年,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,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,不知道咋搞的,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,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,安个电啊,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,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,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,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,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,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;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,开始高考,不管是猪是狗,是人是马,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,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,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,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,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,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,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,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,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,我们上千人,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,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,该往哪儿放?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,往哪儿放?才好啊?
同志你说,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,重新再来剥削我们,才行吗?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,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?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,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,好好过下去吗?同志啊,要是这样,你说,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,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?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?同志你说,这是不是啊,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,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,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,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,只听区国华问他:同志,请你再说说,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:小同志,我请你相信,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: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,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,和你是一样的?
汉子说:同志,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,我就把这一切,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,长安街前前后后,一巷二巷三巷,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,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,个个都分了工,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,安排工作,有人说我们,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,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:
我们这样做,不过是想让自己,做事情平等些,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,一没武装,二没阴谋,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,我们领导班子,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,通过群众投票,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,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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